这就是那张有名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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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上海美专的校门

美专学生在人体写生　

　　这是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们神情轻松，衣着入时，可站在照片第三排的一位女子，却全身赤裸。这位青年女子和她身旁的这些人，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照片的拍摄地点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照片中的这些人，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的师生和模特儿。时间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照片所传达出的内容，仍然给人带来巨大的冲击力。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刘大鸿教授对这张照片当中的人和事发生了兴趣，他想搞清楚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闻讯，也加入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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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的行列……

　　“模特儿风波”

　　上海美专早已不存在了，如果能够找到这所学校早年遗留下来的档案，或许就能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

　　刘大鸿首先来到了上海市档案馆。在翻阅美专的案卷时，他意外地看到美专第17届毕业班有专门的纪念刊，翻到这本纪念刊第45页的时候，这张照片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张照片的旁边一页，是美专的教职员工和第17届毕业同学的合影。这张才是正规的毕业照。刘大鸿认出，照片中间戴眼镜跷脚而坐的人，是校长刘海粟。纪念刊的后半部分，是17届同学个人的照片、赠言以及各自的代表作品，很像今天的同学录。

　　这张美专第17届西画系毕业班的“课中留影”，让人们想起在当时引起整个社会轰动，同时又影响深远的“模特儿风波”。

　　当年刘海粟痛感“绘画里最要紧的就是人体”，因此，他坚持在课堂教学上使用人体模特儿。

　　就在教学刚刚步上正轨，社会上就掀起了反对声浪，而且，这股声浪愈来愈大。但刘海粟没有被强大的压力吓倒，他和美专的老师和学生们，依然我行我素，人体模特儿照画不误。

　　到1926年5月初，这场因模特儿而起的风波达到了顶点。5月13日，《申报》登载了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严令禁止美专人体写生的报道。号称“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写信给刘海粟，婉言相劝他停止使用模特儿。然而刘海粟并不买帐。

　　6月10日，刘海粟在《申报》上再次发表公开信，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孙传芳的要求。孙传芳恼羞成怒，下令上海县公署，查禁美专人体模特儿。

　　那么刘海粟是不是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停止使用人体模特儿了呢？

　　没有。第一个根据，查当时美专的教案，上面明白地写着：第三学年用油画画人体写生。第二个根据，有人曾问刘海粟这事的结局，他说：我什么时候停？那个报纸上登了这个声明，我当时不同意，我发火，但是要顾全整个的形势和大局，其实一天也没有停过。

　　照片何时拍摄

　　第17届西画系毕业班的这张合影，是迄今保存下来的一张美专最著名的照片。照片的最初来源无人知晓，可这张照片又是什么时候拍摄的呢？

　　一位叫凌琳如的女同学，在她题名为《偶而》的诗的下面，留下了一个日期：1935年12月6日。另一位叫叶飘生的男同学留下的一段毕业赠言，落款的日期是1935年12月11日。而其他同学的毕业赠言上，落款的日期也都是1935年冬，或民国24年的11月、12月。而第17届同学的毕业时间，是在他们写下毕业留言后的第二个月。这也就是说，17届同学的毕业时间，是1936年1月。美专的学生，学制为三年，如果是1936年毕业的，第17届西画系学生的在校时间就应该是1933-1936年。因此这张照片可能是他们在1933-1935年之间的某一个冬天拍下的。拍摄这张照片时，距离那场因使用人体模特儿而起的风波，已快10年了。我们虽然还不清楚这张“课中留影”是他们早已有的安排，还是临时兴之所至的产物。但透过这张照片，我们似乎可以感到，美专的老师和学生好像是在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那场风波虽然已少有人提起，社会的环境也有了一些变化，但他们仍然在向世俗和传统挑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看作他们是在宣告自己的胜利。

　　他们在哪里

　　然而让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照片中那些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个全身赤裸的女子。

　　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美专和另外两所艺术学校合并，迁往南京，成立了南京艺术学院。后来刘大鸿得到消息，当年美专的许多学生和教务长谢海燕还都生活在那里。到了南京，刘大鸿才得知，谢海燕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夫人张嘉言还在。而张嘉言本人就是美专第16届的毕业生。16届和17届的学生应该有两年的同校时间。

　　张嘉言首先在照片上认出来的，是三位老师。照片第一排的一位叫张弦，曾经留学巴黎，油画教授。照片第二排中间的一位男子叫王远勃，也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西洋画系主任。照片第三排坐在裸体模特儿身边的，是美专最年轻的教授，他叫刘抗。刘抗十几岁时就到巴黎学画，26岁就在美专做教授了。

　　照片上的女同学中，有好几个张嘉言也都认识。第一排紧挨着张弦的女同学，叫史人宇，江苏吴县人，毕业的时候是23岁。第三排左起第二位的女同学，叫陈菊芬，别名馨远，浙江上虞人，毕业的时候是20岁。照片第三排左起第四位的女同学，叫潘再黎，浙江宁波人，毕业的时候是21岁。

　　这张照片，勾起了张嘉言的许多回忆，她说谢海燕曾对这张照片进行过辨认，提供了两个有用的信息：第一，他亲笔写出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35年；第二，认出里面既有西画系同学，也有艺术教育系同学。这就更加证实了这张照片的确只是一次很偶然很随意的“课中留影”。

　　张嘉言却想起来照片中有一位叫凌琳如的女同学，就是她同事凌环如的姐姐。

　　于是刘大鸿立即坐车到汤山去找他们。见面后得知，凌琳如已经在湖南去世了。

　　刚刚出现的希望，转瞬间化为乌有。

　　刘大鸿脑子里依旧是一团乱麻。凌琳如虽然不在了，但她的丈夫和女儿都还在，现在他们一家人就居住在长沙。于是，他们又来到了凌琳如女儿张小莉的家。凌琳如的丈夫张继正，由于年老多病，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

　　张小莉的家里，也保留着一本上海美专第17届毕业班的纪念刊和凌琳如美专的毕业证书。

　　然而刘大鸿与摄制组的追踪依然没有结果，照片中的其他人，尤其是那个女模特儿的下落还没有找到。

　　正在这个时候，张嘉言打来电话，告诉刘大鸿，曾担任过中国美协党组书记的王琦，也是美专毕业的，他知道很多情况。

　　看到照片的王琦很是兴奋，上面的许多人他都认识：照片里有他三个老师，一个是张弦，1936年回家的时候淹死了。另外一个是刘抗，还有一个王远勃，是教务主任……刘抗现在还在新加坡，92岁了。1994年在北京开过画展。张弦跟刘抗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因为这两个老师比较开放，当时的美专是比较开放的。

　　据王琦介绍，张弦的素描功底相当深厚。在当时的巴黎，他的素描是仅次于毕加索、马蒂斯等大师的水平。王远勃1949年以后去了天津，周恩来总理曾一度亲自安排过他的工作，后来也去世了。三位老师中，就刘抗还在。照片上的同学，王琦也认识不少。蹲坐在张弦右边，一脸活泼的同学，叫张接华，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张接华性格活跃，是美专篮球队的成员。这张照片最后一排左起第二位的同学，叫徐子诚。上海本地人，毕业的时候，是20岁。徐子诚左边的这位女同学，叫朱秀峰，别名松岩，山东临沂人，毕业的时候，是23岁。照片第二排右起第二位的那位同学，叫宋绍武，别名昔非，广西融县人，毕业的时候25岁。王琦也认出了宁波来的女同学潘再黎。王琦说，1949年以后，他在香港碰到过潘再黎。那时的潘再黎，已经是一个阔太太了。

　　女模特儿的归宿

　　令刘大鸿惊喜的是，王琦竟然认出了照片中的女模特儿：“这个模特儿也是我画过的……我们叫她‘小模特儿’，当时有3个模特儿，她最受欢迎……这个模特儿张弦也喜欢。张弦对人体教学的要求很高，而美专这位‘小模特儿’能得到张弦的赞许，说明她本身的素质是不错的。”王琦介绍说：“由于大家相处得不错，‘小模特儿’才愿意拍这么一张照片，可还是不愿让人们看到她的脸。‘小模特儿’是个正派的女孩，记得当时讲上海话，据一个同学讲，后来她就考学校去了，当时的年龄大概有十七八岁。”

　　“小模特儿”到底是读什么学校去了？又是学的什么专业呢？

　　据王琦讲，他只知道“小模特儿”是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念书去了，再就没有消息了。

　　从上海、南京、长沙再到北京，摄制组终于从王琦这里，得到了这个模特儿的一点线索。

　　在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名单里，仍然找不到“小模特儿”。那么到哪里才能找到她呢？应该去找找刘抗，他虽然已经92岁，又远在新加坡，但他是目前为止那张照片上唯一还活着的人！刘大鸿抱着极大的希望，拨通了刘抗新加坡家中的电话。

　　据刘抗回忆，当时人体课下课的时候，他觉得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很有意义，又很好玩，就把大家聚在了一起。当时拍照的地点就在刘抗的教室里，刘抗又约了张弦他们一起过来。在课堂上，刘抗对“小模特儿”说，大家终有一天要离开，照一个相作纪念吧。“小模特儿”当时很害羞很腼腆，可还是答应了，只是稍微遮掩了一下。

　　至于“小模特儿”的名字，刘抗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小模特儿”是上海的乡下人，20岁上下，在自己的教室做模特儿一年左右。

　　至此，有关这个模特儿的线索就全部中断了。

　　就在摄制组近乎绝望的时候，突然从成都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去年9月15日，《成都商报》打来电话说，照片中的一名成都籍男同学已被他们找到。那张照片最后一排中间一位披着大衣的学生，就是那位成都籍的同学，他的名字叫钟德福。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钟德福22岁。钟德福现在应该已是88岁的高龄老人。

　　记者问老人：你知不知道模特儿叫什么名字？姓什么？老人：迟。记者又问：迟到的迟，叫迟什么？老人：迟瑶。老人的女儿问：迟瑶是吧？是不是迟瑶？老人：对。

　　小模特儿的名字叫迟瑶，怎么此前谁都不知道呢？钟德福显然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这是他说的真正意思吗？1987年，钟德福突然中风昏倒，从此全身瘫痪，并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在纪念刊编辑人员名单的最后，有钟德福的名字。在编辑人员的照片里，穿大衣戴礼帽的人就是钟德福。因为他现在发的这个音，听着像迟瑶，但也有可能是另外的意思。后来经记者问了多次，才听清楚钟德福说的不是“迟瑶”，更像是“死了”。记者请老人指一下死了还是没死？老人在“死了”两字处画勾。老人的儿子问：什么时候死了？老人指向“不知道”3字。记者问：你怎么知道她死了？老人辨认纸条，指了指咽喉。老人的女儿说：看来他说不出来了。

　　从钟德福画下这道勾，我们就可以肯定，小模特儿是死了。

　　钟德福怎么会知道小模特儿是死了呢？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钟德福极有可能知道这个模特儿后来的事情，包括她的下落和命运。但钟德福讲不出来，就谁也无法知道了。

　　一位学者在了解到这次调查的结果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如果我们碰巧了解了这张照片的背景，我们就会想起发生在1926年那场关于裸体模特儿的大辩论。毫无疑问，这张照片的拍摄，已经证明了谁是这场辩论的胜利者。我们庆幸，以封建礼教为代表的旧文化，终于没能阻止那种更开放、更文明也更宽容的新文明进入中国的步伐。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的老师、学生和那个至今我们仍然不知其姓名的女模特儿，用他们坦然的微笑，共同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跨越和文化的超越……